垃圾分类前端“数据化”： 广州多策破解垃圾回收“不赚钱”

　　八月的广州，暑气难消，除了室外飙升的温度，饮料、啤酒的消耗量也急速上升。环卫工人王明仁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地将一桶桶垃圾倒入转运车，却也眼疾手快，将饮料罐、啤酒瓶分类收储。

　　恰是在这个闷热的午后，饮料罐、啤酒瓶开启了它们的奇幻漂流——不出意外的话，包括木材、玻璃、塑料等在内的可回收物，将在王明仁的分类下进入可再生循环系统，重新焕发生命的“第二春”。

　　但能够焕发“第二春”的垃圾毕竟是少数。据了解，作为一座拥有2000万常住人口的特大城市，广州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超过2.8万吨，其中超过80%要靠填埋处理，16%通过焚烧处理，能够回收的再生资源每天仅有7300吨左右。

　　“生活垃圾中蕴含着大量的可再生资源，但限于能力和水平有限，大部分随着转运车被运往城市外围的垃圾填埋场。”广州市分类得环境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分类得”)总经理杨静山如是评价，“它们中的一部分原本是可以拥有二次生命的。”

　　尽管广州市自2000年就已开始探索试点“垃圾分类”，在2010年曾逐步推广实施，至2015年便成为全国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杨静山依然认为，广州垃圾分类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垃圾分类所需的配套政策、法规依然有大量缺失。

　　如何破解“试点早、收效小”困境?受访专家表示，仅靠号召和法规是不行的，必须要通过机制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市场资源。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垃圾分类试点实地后发现，广州实际上已经探索出一条“政企合作”模式。

　　垃圾回收的赔本生意

　　一份来自广州市城管委的数据显示，在广州最终进入垃圾填埋、焚烧处理厂的生活垃圾中，餐厨垃圾占35%、果叶占17%、塑料及橡胶占21.3%、纺织物占13%、纸占9%、砖瓦占2.6%、玻璃占1.2%。

　　“实际上，垃圾只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垃圾分类公益人士罗建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在上述垃圾中，餐厨垃圾、果叶、塑料及橡胶、纺织物等可通过分类后进行综合利用的约占87%。这一数据显然与当前广州可再生资源回收量相差甚远。”

　　一位主张垃圾分类的业内人士表示，西方国家在垃圾分类上已经证明，只要垃圾分类做得好，实际上是不需要上那么多垃圾焚烧项目的。“垃圾分类一定是控制总量最好的方法。”他说。

　　一方面“垃圾围城”，一方面却又将大部分可再生资源填埋、焚烧，广州在如此矛盾下催生出垃圾分类的社会化探索。

　　广州市再生宝玻璃回收处理有限公司(下称“再生宝”)就是探索的企业之一。作为广州市废玻璃回收处理项目的第一个试点单位，再生宝从2003年开始便承担起广州市一半以上废玻璃回收再利用的职责。

　　再生宝总经理梁浩平介绍，历经10余年发展后，再生宝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回收体系。“我们先从学校、居民区、压缩站、餐厅酒楼等前端搜集，运入公司分拣站进行分拣，去盖、去标签、去杂质后，整个废玻璃通过流水线最终成为玻璃碎片，最终被送到玻璃厂回炉熔化。”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观察，再生宝6000平方米的工厂内堆满了“碎玻璃”，这座回收工厂恰恰是废玻璃回收再利用产业链中最重要的环节：一车车经垃圾分类而来的废玻璃，摇身一变成为百威、珠江等品牌的啤酒瓶。

　　但如此重要的环节，开业第一年就迎来了当头一棒。

　　梁浩平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算了一笔账：前端玻璃回收加工平均每吨碎玻璃销售510元，企业扣除86元的税收和环卫部门约300元/吨的回收成本外，还要支付运输、人工等多种费用。“折算下来，我们现在每吨都要亏损几十块钱。”

　　投资第一年就亏了200万元，梁浩平很是不解。在他眼中，“废玻璃回收本是一项赚钱的行业”，却遭遇了“废玻璃回收越多，亏损越大”的悖论。

　　同样的“赔本生意”不仅发生在废玻璃回收处理行业。

　　“如果单纯从生意角度，我们肯定不做，因为收益太低了。”杨静山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受限于人力成本上涨、利润稀薄等因素，很多参与垃圾分类的社会企业都在初期面临着亏损命运，以致未能充分发挥出协助全市分流处理固废的能力。

　　从“被动”到“主动”

　　2015年，在部分企业向广州市政府建言后，广州发布了《广州市购买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处理服务管理试行办法》(下称《试行办法》)，提出政府对低值可回收物处理实施每吨90元的补贴，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扶持相关企业的发展。“政企合作”雏形初现。

　　彼时，广州市城管委曾多次组织了项目投标。日前，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参与投标的代表企业走访后发现，多数企业已经摆脱了亏损命运。

　　但是，广州“政企合作”模式在初期尚属于亏损企业建言背景下“被动”形成，能否复制推广仍是未知数。

　　长期关注广州垃圾分类、广州市社科院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曾德雄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垃圾分类之所以成为全国性难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可行性问题。

　　“初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后便遇到了困难。”广州市垃圾分类促进会秘书长陈健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是人力不足，二是财力不足，三是各类型社区差别大。”

　　以荔湾区西村街为例，街道垃圾分类工作主要由城管科负责，居委会和环卫站参与。西村街城管科编制只有3人，却对应着绿化、水务、卫生、环保等多方面业务，工作繁杂;财力上一样捉襟见肘，区财政下拨给西村街的垃圾处理专项资金与维持垃圾分类所需经费的差额是笔不小的数目;加之新旧及高低档社区混杂，使得垃圾分类管理条件差异明显，难以统一。

　　该如何寻找突破口?

　　荔湾区西村街道在综合分析后，大胆提出了主动引入企业进行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成立了垃圾分类促进中心。

　　分类得正是这家被引进的企业。按照规划，分类得承担具备市场化运作的垃圾分类工作，而不能或暂时不具备市场化运作条件的垃圾分类工作，如厨余垃圾等交由街道办事处兜底推进。

　　杨静山介绍，分类得通过与街道对接，把辖区内所有单位登记起来，并分成九大类。对于会集中产生某种垃圾的企业，如餐饮小食店产生餐饮垃圾的数量和产生点进行掌握，制作成台账，实现垃圾分类前端的数据精细化管理。

　　效果显而易见。据2017年数据统计，西村街每天产生生活垃圾约48吨，可回收厨余垃圾3.9吨及低值可回收物3.1吨，实现垃圾减量15%。具体来讲，西村街平均每月回收废木材82.2吨、废玻璃10.1吨、旧衣服1.36吨，加上街道兜底分拣的厨余垃圾117吨，已占街道产出生活垃圾量的15%，比2016年同期的13%还增长了2个百分点。

　　从垃圾分类促进中心了解到，以木材为例，2018年6月份西村街从收买佬及环卫工人手中以每斤0.05元(即100元/吨)的价格，共回收废旧木制品118吨，并以每吨180～200元的价格卖给回收处理企业。“除去人工、运输等费用，每月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但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挚萍坦言，首先限于当前垃圾分类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公民分类意识不到位等因素，“政企合作”实施的效果也不相同。“垃圾分类制度必须由各级人大、政府承担起责任，通过法律进一步推进。”

　　实际上，广州市城管委在6月29日就召开了专项新闻发布会，其发布的《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称，垃圾未分类将由“违规”向“违法”转变，通过立法规范升级垃圾分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