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红楼梦》还是读《石头记》?读前者研究后者

是读《红楼梦》还是读《石头记》?

　　张昊苏

　　网络上时常流行“死活读不下去”的名著排行榜，《红楼梦》往往高居榜首。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或许在于，学界对《红楼梦》汗牛充栋的研究，过度依赖于某些材料而加以曲折考索，而在文学一面却有所缺失。

　　一个显例便是：许多稍微了解红学研究的爱好者，乃至不少红学家，其阅读取向是“读《石头记》不读《红楼梦》”。具体来说，是只读八十回没有结局的残本，而不读一百二十回的全本。尽管后四十回存在若干不如人意之处，但作为一部小说，如果没有结局，当然会影响观感。在“新红学”兴起以前，《红楼梦》长期以一百二十回的面貌流传于世，并赢得了大量读者，足见“足本”在阅读上的价值实为最高。据说，红学大师俞平伯临终前曾写下这样的话：

　　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

　　这晚年议论也许不免过激之处，但勇于直视自己的学术局限，正确认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价值，这种治学勇气和批判精神值得敬重。“阅读《红楼梦》，研究《石头记》”，应该是较为平正的态度。

　　一

　　胡适建立的“新红学”学术范式，以《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通过大量新史料推动《红楼梦》的解读与研究，其学术贡献不可谓不巨。以一部白话小说而称之为“学”，并由此推动了文史学界的范式转换，更可谓稀有。这一方面是胡适本人学术功力使然，另一方面则很大程度得力于连续出现的《红楼梦》抄本文物。这十余种抄本多标有“脂砚斋”的评语或署名，且自称与作者曹雪芹关系密切，故被统称为“脂批本”。今见脂批多为残本，回数以八十回为限，内容则多涉及小说创作过程、史事原型、真正结局等问题，因此被红学家认为是《红楼梦》研究的权威文献——也正是由于脂砚斋的声明和暗示，所以有学者乃提倡读八十回的《石头记》：这是经过脂砚斋认证的曹雪芹原作。

　　然而，脂批本尽管种类众多，材料丰富(批语约八千条，异文更不计其数)，但却没有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脂砚斋到底是什么人?他(或者她)与曹雪芹是什么关系?红学家争论甚久，有说是曹雪芹叔父的(根据是裕瑞《枣窗闲笔》)、有说是其兄辈的(胡适等。对于具体是哪位兄长，则更有进一步的分歧)、有说是曹雪芹本人化名的(俞平伯等)。更“离奇”的，则是周汝昌认为脂砚斋乃曹雪芹续弦的妻子，即《红楼梦》中史湘云的原型，这见解多少有点令人惊诧。此外，就脂批内部而言，脂砚斋与署名批者如畸笏叟、梅溪、棠村、松斋等又是什么关系，是同一人抑或亲朋好友?这些人与曹雪芹又有何关系?凡此种种，歧见纷纭。红学家争论不下，但共识则是相信脂砚斋及相关批语在《红楼梦》研究的权威地位。

　　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学者欧阳健立足于这些歧见，尝试辨析脂批本作为文物和文献的疑点，撰写了近百万字的《还原脂砚斋：二十世纪红学最大公案的全面清点》一书。其核心结论是认为脂批文物全部是为了迎合胡适而制造的赝品，与之相关的“新红学”研究均系根据伪本的错误研究。这对《红楼梦》与红学，都是极重大的冲击。但与某些民间“红学家”的任意思辨不同，这部书的结论虽然惊世骇俗，但解读材料用功扎实，总体方法上也基本是沿用胡适的考据路数，是一部值得认真对待的学术著作。

　　本书出版后曾得到不少红学家的批评，其中的硬伤和过度推论也已被反驳。但持平而论，尽管欧阳健的“程前脂后”说等结论还很难成立，但他在脂批本中发现的大量疑点却是很重要的学术问题，而且多数并未得到红学家的妥善解释。从“怀疑”而非“定案”的角度来阅读《还原脂砚斋》，会发现本书精义卓见不少。

　　而且，在此基础上仍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反思，即：

　　在很多基本信息尚未明确的情况下，脂砚斋是否可以被定义为《红楼梦》的权威?

　　即使脂砚斋是较早的《红楼梦》读者，是否其批语都值得不加批判地据信?

　　对脂批文物的争论还可以继续，而且可能短时间内不会产生定论;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则是文献本身的价值——即使文物为真，其内容也可能存在错讹乃至虚构。这类似于法庭之上目击者也有可能作伪证，必须对其所说内容加以更深入的考察。如果在重要之处产生明显的错讹或矛盾，那么即使脂砚斋是曹雪芹身边很亲近的人，也不能简单相信他的表述。

　　二

　　让我们不妨再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即选择读《石头记》还是《红楼梦》?由于不少读者相信脂砚斋的话，认为《石头记》是曹雪芹原笔，所以抛弃了带有后四十回的《红楼梦》。那么这就需要对脂砚斋的相关论述作一点反思。

　　今之脂批本绝大多数均以《石头记》作书名，相关批语称及本书时也多言《石头记》，可以确定的是，脂砚斋认同《石头记》这一书名。但脂砚斋的态度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曹雪芹的态度。

　　《红楼梦》第一回楔子提及了本书的书名：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甲戌本多出“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一句)，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此处表明了《红楼梦》所涉五个书名的前后关系及所谓“题名者”，从文气观之，几个书名显同指《红楼梦》一书。按照字面意思来看，曹雪芹创作的这部小说应该定名为《金陵十二钗》。这显然是难以成立的说法。从文章风格来看，很可能是曹雪芹在故弄狡狯，重在审美，而未必蕴含什么深意(鲁迅说)，其他四个书名很可能都是为“红楼梦”打掩护的别名。按照通行本的情况，正文仅提及了四个书名，而读者却称本书为“红楼梦”，那么最大的可能是，“红楼梦”已经成为曹雪芹写在书名页上的定名，而其他四个书名或是曾用过的旧名，或是楔子中的虚构。这样看来，甲戌本的增文也很有可能是文学上的画蛇添足。

　　作为外证，除脂砚斋以外的早期读者也多将本书称之为《红楼梦》。与曹雪芹同属旗人圈，并且很可能与曹雪芹认识的明义，在《绿烟琐窗集》中言：“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约为同时的永忠、弘旿，也同样称本书为“《红楼梦》”。陈维昭在《红学通史》中指出，早期《红楼梦》读者分为“以脂砚为中心的评批集团”与“以永忠、明义、墨香等人为中心的阅读圈子”，并指出两个圈子“置身于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世界”、“读到的是明显属于两个系统的曹雪芹手稿”。

　　《石头记》《红楼梦》均系曹雪芹手稿，而除在《石头记》上写下批语的几人以外，一百多年内几乎没有人知道脂砚斋的存在，其流传情况也颇有谜团。唯一较早提及脂砚斋的是裕瑞(1771-1838)《枣窗闲笔》(其真伪同样有争论)，描写《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时却说：

　　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曾见抄本，卷额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

　　这段史料的解读学界也有争议，但很清楚的是，裕瑞(一般被认为是脂砚斋的支持者)所读到曹雪芹创作的小说，其定名是《红楼梦》而非《石头记》。

　　换句话说，就本问题而言，不论我们如何看待脂批文物的真伪，“石头记”都只是早期流传中的小众版本，而且甚至不能代表曹雪芹的最终意见。鉴于这一现象在脂批中屡屡存在，因此本文的结论也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即：

　　作为一般的文学阅读而言，应以完整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作为文学典范。尽管其中有后人补续之文，但大致上并不甚背离曹雪芹的定稿和旨意，而且是《红楼梦》得以成为名著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研究来说，《石头记》系统值得继续深入探讨，但除却“新红学”已有的范式以外，更应该用批判的眼光全面检核相关批语的可信效度。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