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行动》与《战狼2》，都是好莱坞的虔诚信徒

 　　编者按：在刚刚结束的春节假期中，《唐人街探案2》和《红海行动》无疑是被讨论得最多的两部电影，后者凭借超高口碑，一路逆袭。

　　部分影评人称《红海行动》为“堪比好莱坞电影的中国大片”。这个评价是否有些眼熟?作为军事题材的主旋律爱国电影，它当然不可避免地被拿去和引爆去年夏天的《战狼2》做比较。

　　两部底色接近的电影，风评却截然不同，《红海行动》被认为是国产反战电影的里程碑之作，《战狼2》则被视作一部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电影，披挂着民族狂欢的外衣，引发了上映后的口碑分裂。从故事到角色，吴京这位爱国者是好莱坞模式的虔诚模仿者，善恶分明、英雄情结、内置的“国家中心主义”、高频率的感官刺激和节奏等，都让好莱坞的消费者们对此见怪不怪。

　　《红海行动》胜过《战狼2》的地方，一个是它的专业度，一个是它对女性的刻画。电影篇幅并没有沉溺于国内战争片对女性的陈词滥调，相反，女机枪手和女记者都具有鲜明个性，体现出更好的性别包容度，为国内战争片指明了方向。

　　无论是《战狼2》还是《红海行动》，它们都并不真正关心那个受苦受难的第三世界。叛军残忍暴虐，当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是我们观影后留下的单薄印象。在这些苦难之上，《红海行动》没有夸耀中华民族的武力，而是提炼出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普世的一套，即“天下大同”。

　　它是最朴素的中国价值，也最易被世人接受。但尴尬的是，我们至今仍不知如何实现它，天下大同如此美好，又如此虚幻，它是一个美丽乌托邦，也是中华民族的理想神话。

　　电影《红海行动》剧照

　　英雄是民族尊严的捍卫者

　　同样反映撤侨行动，《红海行动》在美国权威评分网站IMDB的评分一度达到8.3分，而《战狼》系列却分别只有5.5和6.3分。两部底色接近的电影，风评却截然不同，《红海行动》被认为是国产反战电影的里程碑之作，《战狼2》则被视作一部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电影，披挂着民族狂欢的外衣，引发了上映后的口碑分裂。而当《战狼2》被确定为中国大陆冲奥电影时，美国舆论以惊讶和嘲笑为主，有评论家甚至怀疑它抄袭美国电影《第一滴血2》——一部宣扬美国本位和白人至上的典型鸡血片。

　　在国际影人看来，《战狼2》平平无奇，和好莱坞典型的英雄主义鸡血片相比，它只是将白人英雄换成了黄皮肤，安排白人承担起凶恶自大的角色，至于黑人依然是受难的承担者。从故事到角色，吴京这位爱国者是好莱坞模式的虔诚模仿者，善恶分明、英雄情结、内置的“国家中心主义”、高频率的感官刺激和节奏等，都让好莱坞的消费者们对此见怪不怪。

　　与之相比，林超贤的处理就讨巧得多。《红海行动》并没有安排欧美白人担任旗帜鲜明的反派角色，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也着墨甚少，导演仅仅用叛军中的毒刺导弹来暗喻造成中东世界生灵涂炭的元凶。在这部电影中，外国人的面孔是模糊的，那些受难的阿拉伯人，换成非洲人也无甚区别，林超贤无意纠缠国家和人种的特殊性。

　　电影的国度里有对政治正确的迎合，无论是以维和之名发起的军事行动，还是极力淡化国家意识形态差别的处理，都体现出《红海行动》的平衡术，它体现的价值观就是普世的一套，无论是民族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可以坦然接受。但也正因如此，深究它的价值观如同缘木求鱼。

　　《红海行动》动用了更密集的爆破和武器，却多了一份克制与苍凉。回家口号的背后，是坚定不移的反战意念和人性光辉。电影不惜给予大量特写来直观体现战争的恐怖，当女记者抱头痛哭，说自己在一场战争中原来连一个人也保护不了，个人在战争面前的渺小显而易见。《红海行动》的撤侨行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英雄式的个人，而是紧密协作的团队和专业的武器。

　　电影《红海行动》剧照

　　这部电影胜过《战狼2》的地方，一个是它的专业度，一个是它对女性的刻画。林超贤拍出了一部质量过硬、逻辑严谨的电影，放在好莱坞也毫不逊色。同时，他花了不少篇幅来刻画女性角色，并没有沉溺于国内战争片对女性的陈词滥调，女机枪手和女记者都具有鲜明个性，彰显了新时代女性的话语，因为这两个角色，《红海行动》不只是一部男性占据屏幕的电影，它体现出更好的性别包容度，为国内战争片指明了方向。

　　拯救是实现自我骄傲的渠道

　　如果回到电影本身，《战狼2》和《红海行动》其实有一样的内核、一样的缺陷。实际上，《战狼2》虽被斥责“快意恩仇”，却也通过台词呼吁和平和反战;《红海行动》被认为是一部纯粹的反战电影，但它不节制的流血巷战，又何尝不是一种迷恋枪火的快意。两部电影都是中国英雄与好莱坞模式的结合，只是前者更飞扬，后者更持重，前者学的是《第一滴血》系列，后者则有《黑鹰坠落》和《拯救大兵瑞恩》的影子。

　　从创作角度而言，《战狼2》的确具有明显的缺陷，但这不能作为偏颇评判《战狼2》的理由。用一种刻板印象批评另一种刻板印象，只能造成更深的偏见，即便是固执的批判者，如果细究文本，也会发现《战狼2》口号式的和平号召和平等观念，所以，冷锋不但要解救侨胞，也要解救当地民众。与此同时，《战狼2》的中国官方则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掌握叛军伤害侨胞的证据，就不出兵干涉。在这一点上，《战狼2》与《红海行动》如出一辙。

　　只是，由于《战狼2》对暴力的沉湎和对英雄的迷恋，它的和平宣言只能被一步步遮蔽。冷锋与白人头目的对抗，如同欧美殖民者与中华民族近现代斗争的延续。冷锋并没有在逻辑上驳斥白人头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言论，而只是用暴力的压制来宣示中华民族的复兴。他通过一次次对欧美白人的击打赢得观众鼓掌，拯救第三世界受难者成为中华民族实现自我骄傲的渠道。

　　电影《红海行动》剧照：女记者夏楠

　　这套叙事早已有之，《霍元甲》系列、《黄飞鸿》系列、《叶问》系列都是例子。英雄作为国家的象征，虽被欺凌，但绝不服输，英雄在结局的奋起一搏，象征着被极度压抑的国人渴望独立自强、崛起于世界之林的决心。

　　与《霍元甲》《黄飞鸿》《叶问》不同的是，《战狼2》走出悲情叙事，标榜的是强者认同，它凸显中国崛起后的形象，而非民族英雄对东亚病夫的反诘，因此，《战狼2》里的英雄不但承担了拯救国人的功能，也有在海外建立威信的意味。

　　《红海行动》对《战狼2》的强者叙事有一定程度上的反思，军人高喊“勇者无畏，强者无敌”，但不滥用暴力。蛟龙小队没有通过杀死殖民者来宣示中国的强大，中国在片中的正义属性，靠的是它的援助性质来体现。如果将两部电影形容为“撤侨援侨”的命题写作，显然《红海行动》更为切题。

　　但它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在祭出一套模棱两可的普世价值观背后，是创作者对自身意识形态的疑惑与暧昧，由于无法生产出区别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意识形态并给予合理解释，又有意在大国复兴的政治许诺与韬光养晦中寻找平衡，《红海行动》在价值观上陷入尴尬和妥协，最终只能用最安全也最空洞的话语来狭路求生。虽然博得满堂彩，却注定无法对《拯救大兵瑞恩》等美国中产阶级趣味反战电影实现超越。

　　无论是《战狼2》还是《红海行动》，它们都并不真正关心那个受苦受难的第三世界。

　　通过《战狼2》，我们只能知道非洲兄弟受难了，元凶就是西方世界的帝国主义残余，这种二元关系遮蔽了非洲的复杂景象，观众不会因此对非洲的地缘政治、政府生态、风俗民情有更深了解，我们只是因此加深了刻板印象。正因如此，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将心比心”、“互相理解”、“和谐互助”也就只停留于口号，最终成就的仍是民族英雄战胜帝国主义的呐喊。

　　电影《红海行动》剧照：平民被要挟去当人肉炸弹

　　而在《红海行动》中，观众同样对受难国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上到政府，下至百姓，都被一刻不停的战争淹没，可这场战争为什么爆发，叛军为什么有相当比例的群众支持，观众一无所知。电影给予我们的单薄印象是——叛军残忍暴虐，当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仿佛叛军和它背后的援助者就是这个国家民不聊生的所有原因。

　　但只要稍微了解中东政局即知，这种设定仍是轻率的。电影如此反映的市场逻辑在于——中国人骨子里无意关注你为什么乱、怎么乱，中国人关心的是：你的乱危害到我的同胞、本民族的利益。

　　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理想神话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是《战狼2》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它改编自西汉陈汤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从当时的观影效果来看，《战狼2》是一部让人热血沸腾的影片。吴京借助场外宣传，发挥了民族主义的力量。不过，尽管它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够刺激起观众巨大的热情，但这热情是一把双刃剑。近几年的舆论已经清晰体现出——涉及民族问题、人种问题的都是火药桶，到最后动辄失控，非单一阵营所能控制。

　　《战狼2》引起的舆论争夺战与吴京关系很大。多年以后，人们也许很难理解《战狼2》的口碑为何如此分裂，但只要联系到吴京当时的言行，原因就一目了然。他先是批评韩国团体EXO，笑称“不知他们是男是女”，后又抨击台独演员表里不一，并积极介入辱华事件，斥责辱华者，宣示自己的爱国情怀。

　　这些言行让吴京的符号气质脱颖而出，也为他赢得巨大市场。一边，是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和传统男性审美观持有者的击节叫好;一边，是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艺术本位者的义愤填膺。吴京造就的爱与恨，媲美上亿宣传费，让《战狼2》不只是一部电影，转而成为一个“爱国事件”，大部分人支持吴京，为的不再只是电影本身，而是宣示自己的价值取向;同样，一些人怒斥《战狼2》，其实关心的也不再是电影本身，而是他们要表达的价值取向。

　　吴京

　　其实，民族主义本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政治基于文明，信天道、崇教化，各族群主张“和而不同”，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民族(nation)之分，而大抵以笼统的夷夏、胡汉区分，划分标准也不一定是种族，其根本在于文明。当外族南下，他们的政治家尊崇汉文化，甚至也愿意被纳入汉文化的叙事中，典型例子就是北魏、元朝和清朝。

　　至于“中华”这个词，乃是近代以来，梁启超等人面对外忧内患，为了激发国家凝聚力、结合民族国家所推出的概念。梁启超曾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至此，中国这个文明形态，被纳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叙事中。

　　在古代，中国并非一个国家术语，而更像一种文明形态，故古人云：“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由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

　　范文澜亦认为：“中国、夏、华三个名称，最基本的涵义还是在于文化。”这些话代表了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想象与定义。鸦片战争后，知识分子吸纳西方知识体系，在中体西用乃至维新口号的指引下，将中国由虚入实，渴望建立一个以国家认同为核心驱动力的政治实体，从而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电影《红海行动》剧照

　　与《战狼2》一样，《红海行动》也在传递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用国家和军队的强大来唤起侨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比《战狼2》高明的是，《红海行动》没有夸耀中华民族的武力，而是提炼出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普世的一套，即“天下大同”。

　　与旧时不同的是，如今的天下大同，不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也不再是一族一国之大同。《红海行动》中，蛟龙小队对战乱国的痛惜、对人质营的营救，都体现出对民族话语的超越，传递出一种互相扶持、实现第三世界里多民族多国家的和平安定的信号。

　　从《战狼2》到《红海行动》，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去的正确方式。成为强者，不为欺凌别人，也不是要建立新的帝国秩序，而是要探索全球的和谐共治。最朴素的中国价值，反而最被世人接受。但尴尬的是，我们至今仍不知如何实现它，天下大同如此美好，又如此虚幻，它是一个美丽乌托邦，也是中华民族的理想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