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网络时代写作标准涣散，但作者的挑战更严峻

 　　【编者按】《小说与我》一书收入王安忆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短期客座期间公开课的讲稿，作家从自身的创作历程谈起，论及成长经验、阅读积累等对写作的深远影响，又从类型小说、戏曲的结撰形式道出小说创作的基本要义，以工作坊的创作实践为例指点写作入门之径。

      写小说门槛不高，识字就可一试，尤其现在有了网络，任何写作都可以公之于众，无须经过编辑出版的审读，决定哪一些是合格，哪一些则不太合格，标准就在涣散。问题是，谁都可以写作和发表，那么谁来阅读呢?阅读在自行选择着对象，制约着写作的标准。所以，标准还在，潜在宽泛的表面底下，比较由编辑所代表和掌握的权限，其实更困难于检验真伪，需要有高度的自觉意识，写作者面对的挑战也更严峻了。

　　前一讲是说文字的艰深，这一讲呢，又似乎是说文字的浅显，这确实是挺让人迷惑的，小说使用的材料，浅显到日常通用。记得许多年前，听诗人顾城演讲，他说我们的语言就像钞票，发行过量，且在流通中变得又旧又脏，所以，他企图创造新的语言。我想，即便可能创造新的语言，也是诗人的特权，因为诗是一种不真实的语言，没有人会像诗那样说话，而小说却必须说人话。以这样普遍性的材料，却要创造特殊性，从旧世界生出新世界，可是，小说的乐趣也在这里。我想，凡写小说的人，大约都有一种特质，就是喜欢生活，能从生活中发现美感，就是说懂得生活的美学。大约就因为此，而对生活不满意，怀有更高的期望，期望生活不只是现在的样子，而是另一种样子，有更高的原则。这样的悖论既是小说写作者的困境，同时激发热情，用你我他都认识的文字，写一个超出你我他认识的存在。

　　我喜欢明代冯梦龙的《挂枝儿》，就是喜欢这个——“泥人儿，好一似咱两个。捻一个你，塑一个我，看两下里如何?将他来揉和了重新做，重捻一个你，重塑一个我。我身上有你也，你身上有了我。”清代大师王国维对元曲的文章甚是推崇，仿佛“宾白”，就是说话，“述事则如其口出者”，还敢用“俗语”作“衬词”——“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我们小说要做的也是同样，用俗语写出诗。

　　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为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教课，课程的名称为“小说写作实践”，时长为一学期，总计十六周，每周三个课时。课程主要为课堂导修，即工作坊，大约占三分之二比例。工作坊合适的总人数在七到八名学生，这样每个同学分配到的时间比较充裕，课程中大约可完成一份作业。但是我们的学生人数通常在十五名，甚至更多，十六、十七，甚而至于十八名，所以只能分组，两周或者三周一轮，而同学们大多立意宏大，所以，课堂上的作业就不能要求完成。我只是尽量使他们体验小说的进程：如何开头，设定动机，再如何发展，向目标前进——也许他们会在课堂外最终完成，也可能就此放下，但希望他们能从中得益，了解虚构写作是怎样一种经验。这一部分的训练——我又想起那位法国女作家所说，写作无法训练，我很同意，很可能，课堂上的训练他们永远不会用于未来的写作实践，假如他们真的成为一个作家，写作的路径千变万化，无法总结规律，很难举一反三。但是，有一次无用的经验也无妨，至少，有这一次，仅仅一次，有所体验。

      工作坊我是给范围的，类似命题作文。这些题目不一定适合每个学生，曾经就有同学跟我说：“王老师，你给出的背景条件和我自身经验不符，我很难想象故事和人物。”我说：“这一回你必须服从我的规定，就像绘画学习的素描课，你就要画我制定的石膏。”事实上，在规定范围内更容易想象，因为有现成的条件，例如，在工作坊的同时，我还让他们做些其他训练。方才说了，我们的学生人数多，面对面导修的时间减少，作业量也相应降低，不能让他们闲着，就要多布置作业。我曾经让同学们阅读美国桑顿·怀尔德的剧本《我们的小镇》，让他们每人认领一个人物。这个剧本是个群戏，人物很多，且是在同一个小镇活动，社会环境比较单纯。他们每人认领其中一个人物，然后为这个人物写一个完整的故事，可以是前史，也可以是后续，总之是一段生平。令我惊讶，他们都写得很好，这些距离他们生活遥远的人物，本应该限制了想象，但却活灵活现，生动极了。因此，适当的限制是必要的，可让他们有所依凭。设计条件不仅需要想象力，还需要生活阅历，更需要学习如何调动自己的经验。当然，许多人认为，写作不是靠学习完成的，但是从广义上说，什么又不是学习呢?

　　怎样给同学命题?具体说，是给一个空间，犹如戏剧的舞台。在进入课堂之前，我指定他们去某一个地方，如田子坊。在上海旅游指南上，你们也许都看见过田子坊的名字，是位于上海中心城区里的大型里弄，直弄和横弄纵横相交，几乎占有一整个街区。上海的弄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阶级的分层：越小型的，阶层越高;越大型，甚至从主弄派生支弄，支弄再派生支弄，逶迤蔓延，房屋的等级和居民的阶层就越低。田子坊正好在高端和低端中间，是中等市民的住所，可谓典型的市井人家。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中国工业从低点起步，上海开出大量集体所有制工厂，以补充计划经济，厂房就设在里弄民居，有手工作坊式的，也有小型的机械化，坊间称作“工场间”。其时，田子坊里就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工场间，不要小看这些弄堂小厂，上海受到全国青睐的日用产品就来自它们，有一些甚至获得国际金奖、银奖。

　　“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从计划走向市场，所有制多元化，这些小厂终因条件有限不利于生存，有的合并，有的转让，有的关闭，还有的在郊区扩展规模开设大厂，田子坊里的厂房逐渐清空，闲置下来。事情大约是画家陈逸飞开始的，他在田子坊租赁一间工场做工作室。可能是同时，摄影家尔东强也到田子坊开工作室，再接着，艺术家们相继而至，把空置的厂房全占用了。然后，居民们捕捉到商机，将自家的住房开辟店铺，餐饮、服装、礼品，因是弄堂居住的格局，所以店铺都是一小间一小间，亭子间里一爿，灶披间里一爿，天井搭了顶棚，阁楼上又一爿，因地制宜反成风格。所以田子坊的形成和新天地不一样，新天地是由政府引进资本建设的，只不过利用弄堂房屋的概念，实际上是推倒旧居，平地而起;田子坊则是自发，在民宅的格式里逐渐形成，至今还有居民在里面生活。这个区域的成分就非常丰富，是商圈，又是创业园区，同时还是民居，而在弄内外墙上，可见得铜牌上记载着1958 年工厂的名字，见证着那一段历史。

　　我和同学说：你们到田子坊实地走访一下，咖啡馆坐一坐，可以跟店家、住户聊天，也可以在网上搜集数据，然后写一个小说的开头。这个小说可以是在过往的田子坊里发生，也可以是现在的田子坊，可以是过客的故事，也可以是历史的故事，总之，就是和田子坊有关。什么叫开头?就是必要有条件往下发展，这条件包含事情推进的动力和可能性，不是立刻结束，所以就要有一个稍大规模的计划设定。这便是我给出的命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