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人类学家、清华教授景军：我们将如何老去

　　看点：200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7%，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预测，这一比例将在2027年达到14%。从7%到14%，法国用了115年，英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24年，中国将历时26年。中国养老面临怎样的挑战?

　　全球80个国家的死亡质量排名，中国仅居71位，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人死亡质量低下?

　　12月19日晚7点，著名人类学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在人文清华讲坛发表了名为《我们将如何老去》主题演讲，深度剖析了中国严峻的养老形势，批判了歧视老年人的“人口红利说”，呼吁要抵制“野蛮死亡”，大力开展安宁疗护，维护生命末期的尊严。

　　人口红利说是歧视老年人的错误理论

　　景军教授指出社会上对老年人有很多误解，以为老年就是灰色的，但实际老年的光谱很丰富，既有灰暗，也有明亮。

　　他特别指出 “人口红利学说”是错误的理论，造成了对老年人的歧视。这一理论进入中国后，发展为“人口负债说”，把年龄等同于健康，把高龄等同于不健康，认为老年人多，社会包袱就重。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60岁老人的预期寿命是10年，而现在这一预期寿命是19年，事实上60岁老人的健康状况已经大不相同，因而这一理论并不适用。

　　中国养老形势严峻

　　景军教授同时表示，老龄社会的加速化对中国目前的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目前中国大中城市老年空巢家庭率达70%，农村留守老人数量达1600万，全国失能老人数量达4000多万。家庭养老压力巨大。

　　据全国养老网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养老机构中，属于医保定点单位的养老机构仅有1013家，仅占4.15%;能够接受失能老人的养老机构仅有3444家，床位不到100万张;86%的养老机构不能接受失能老人。

　　绝大多数养老机构功能不健全，因此多数老人不愿前往养老院。

　　积极老龄化的模式探索

　　养老在中国需要做出家庭以外的、社会化的工作，已经势在必行。

　　在积极老龄化的模式探索中，景军教授介绍了幸福守门人、时间银行、老人会、病友会等多种民间形式，呼吁多管齐下，发动基层社工、志愿者、青年人、年轻健康老人等人士，构建多层级网络，这些模式能促使社区具备亲和力，使社会变得有温度。

　　其中幸福守门人模式被选入国家卫健委旨在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全国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通过发动基层社工、志愿者、心理咨询师、乡村医生、精神科医生等来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国家卫健委发起的关爱老年人心理健康项目于2019-2020年在全国选取 1600 个城市社区、320 个农村行政村展开，已经取得初步效果。

　　景军教授还提到，老人会在中国有悠久传统，自秦代以来就一直存在，在敬老、探病、举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值得再大力发展。

　　中国人死亡质量低

　　与老年化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生命的逝去。

　　中国平均自杀率为十万分之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十万分之七。然而，中国老年人自杀率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为十万分之四十，居全球第三。这意味着老年人自杀是社会问题，而不是简单的生物性事实。导致中国老年人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纠纷和久病厌世。

　　景军教授介绍，2015年全球死亡质量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在80个国家地区中仅排名71位。死亡质量以一个人离世时身体是否无痛，精神是否安宁作为主要衡量标准，中国有大量病患在临终期得不到优质的安宁疗护。目前，中国排名前三的致死疾病是脑中风，心脏病和癌症。相比于前两种病夺人性命之迅速，癌症患者离世前往往要经历长期的痛苦煎熬，其死亡质量也是最低的。数据显示，中国癌症患者的5年存活率为40.9%，而美国为66%，日本为81.6%，加拿大为82.5%，说明中国癌症患者发现得太晚，另外吃不起好的进口药。

　　清华大学和山东大学联合完成的临终期癌症患者生命质量研究显示，最后三个月的医药支出，对许多家庭都是灾难性的负担，农村家庭96.1%要负债，城市家庭也有94.3%需负债。而且越是偏远地区，医疗费用越高，因为他们需要花钱从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请医生前去动手术，药品从东部发达地区流向西部地区时，因流通环节增加，价格也会增高。在西部地区，最后三个月，如果患者死于医院，支出高达10万元，死于家庭，支出也需要5.6万元。在情绪上，近七成的癌症末期患者，不能平静地与家人谈论病情和后事。以疼痛的极致程度而论，六成以上的癌症末期患者，感到相当疼痛和非常疼痛。全国近年来每年癌症死亡病例200多万例。

　　不要安乐死，要安宁疗护

　　在临终问题上，景军教授呼吁人们需要学会尊重个体的生死选择，应给予个体充分的尊重与尊严，抵制过度医疗导致的“野蛮死亡”，大力开展安宁疗护，维护生命末期的尊严。

　　安宁疗护自1967年从英国兴起，至今已成为一场全球范围的运动。不同于所谓的“安乐死”，安宁疗护致力于在减少患者身体病痛的同时平静他们的内心，最终帮助患者从容、有尊严地迈向死亡。

　　中国安宁疗护刚刚起步，截至2018年，中国仅有安宁疗护机构276家，服务28.3万人，远远无法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2019年，安宁疗护试点城市76个，开始建立安宁疗护中心。

　　在中国这几年探索的安宁疗护模式有以下几类：第一个是李义庭模式，李义庭医生的设想是在每一个城市建立一个安宁疗护指导中心，在每一个社区建立安宁疗护的分中心，然后由分中心在家庭建立病房，他认为安宁疗护最低的要求是止痛。李义庭模式目前上海已经开始试点。第二个是施榕模式，施榕老师看到中国的农村空心化严重，许多农村现在只有老人，他主张应该把农村的乡村医生进行集体培训，让他们学会安宁疗护的基本技能，因为他们在未来15-20年中主要的医务工作是临终期的许多老人。第三个是中国一家基金会做的宁养模式，在32家医院的支持下，培养了一批安宁疗护的社会工作者，这些人是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但是他们多少要学一点医学，以便介入安宁疗护，这个模式在南方做得也不错。另外昆明等地也举起了死亡咖啡馆模式，在医院中设立死亡咖啡馆，让病人和家属把死亡拿到小众的公共群体空间讨论。

　　景军教授当晚还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到场回答问题。清华大学长庚医院疼痛科的路桂军大夫表示临终病人80%的疼痛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减缓。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的周萱大夫则分享了与重病儿童交流死亡问题的心得，表示即使是面对孩子，也要尊重他的生命尊严。刚刚拍完父亲和另一位老人死亡过程纪录片的导演王宁彤则表示与临终亲人告别有“四道”，即：道歉、道谢、道爱、道别。